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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龚自珍
2021-06-18 02:11  浏览次数:  作者:佚名

  作者:肖旭

  龚自珍(1792—10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易简,字伯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的文集传世的版本很多,以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整理汇编的《龚自珍全集》最为完备。

  龚自珍的生平可以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七岁以前。他出生在官僚文士家庭,祖父、父亲都长于史学,母亲是著名小说家段王裁的女儿,能诗。这些都对龚自珍的成长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从八岁开始到青少年时代,研究经学、史学,并且广泛接触百家著作,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十三岁开始写《知觉辨》,这是他文集中最早的散文,他的诗歌编年是从十五岁时编起,十九岁填词,二十一岁已编有词集。但在科举和仕途上,龚自珍一直是不得意的。他十九岁应顺天乡试,到二十七岁参加第五次考试时才中了举人。这几年中,他曾任武英殿校录,有机会翻阅皇家图书秘籍,同时跟随父亲调任,奔走各地,又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他能够摆脱乾嘉学派的束缚,着眼于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中,指出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乱亦竟不远矣”。他看到贫富悬殊将会带来严重恶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不相齐”,就是不平均,不平均就会引起暴乱,就要“丧天下”。后来他在《农宗篇》中主张按宗法分田,实际也是企图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龚自珍不仅揭露和批判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探求改革的途径,而且寄希望于“山中之民”。“山中之民”,是指在野的政治势力。龚自珍认为清王朝当权派已经很难励精图治了。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七岁,是龚自珍生平的第二个阶段。龚自珍二十八岁首次参加会试,落第后,次年在京担任内阁中书。接着又参加好几次会试,到三十八岁才考中进士,历任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礼部主客司主事,职位都很卑微,很难施展他的政治才能,而是在四十八岁时辞官南归。龚自珍长期在京城,在官场,对上流社会的黑暗内幕与腐败现象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而变革的要求也更为迫切,他曾向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接受了《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讲求“经世致用”。从此他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特别致力于当代典章制度和边疆地理行政。他在嘉庆末年写的《西北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对巩固西北边疆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番舶”,指外国船只,“罢番舶”就是阻止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一八三八年,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提出了许多建议,主张加强武力,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在学术方面,龚自珍则把经学和史学统一起来,他说:“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而研讨经史,又必须“通乎当世之务”,解决实际问题。

  从四十八岁辞官到五十岁去世,是龚自珍生平的第三个阶段。由于龚自珍批评时政,力主变革,又支持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因此受到统治集团顽固势力的排挤、打击,便在一八三九年辞官南归,先后在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脘讲学。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写信给梁章巨,“论时事”,并准备离开书院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筹划抗英事宜。但写信后不久,他在丹阳突然去世。

  龚自珍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以他特有的敏锐眼光,观察、研究现实,发出变革的呼吁。但随着仕途的失意,中年以后感慨日深,他信仰佛教,结识了一些和尚,并钻研佛家经典,以求得超世间的解脱。当然,从主导方面来看,龚自珍的政治态度始终是积极的。

  龚自珍的文学观点同他的学术观点一样,都强调实用。他曾以史官自居,认为史官是对社会政治的得失利弊进行评判的,又曾把诗和史的作用相提并论,所谓“诗成侍史佐评论”,就是说诗伴随史而同时发挥着批判的作用,因此,他十分反对当时诗文创作的复古主义与形式主义,在《歌筵有乞书扇者》一诗中,他说:“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伪体”,这里指脱离现实,无补于世的作品。“风花”,借指诗文创作。“岁差”,是地轴进动引起春分点向西缓慢运行而使回归年比恒星年短的现象,这里借以表示每况愈下的意思。“中晚”,指中唐、晚唐诗歌,一般认为中唐、晚唐诗歌的成就不及盛唐诗歌。这四句诗的意思是,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作品在文坛上占了统治地位,文学方面的人材一代不如—代。我评论文学作品对中唐晚唐的诗歌采取了宽恕的态度,因为只要在作品中稍为写出了一点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感慨,就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龚自珍主张诗歌要抒写“感慨”,使文学成为批判现实和表达变革要求的工具,他正是近代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

  龚自珍现存的诗歌分编年诗和《己亥杂诗》两部分。编年诗从十五岁起到四十七岁止,曾有二十七卷之多。他曾说:“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他少年时期怀着对国家社会现状的敏感,忧时感事,最易激动,哀与乐都超过一般人,表现在诗歌中,时而振奋鼓舞,时而悲愤伤痛,字字都是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可惜这些少年时期的“字字真”的诗歌,多已失传,保留下来的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己亥杂诗》是诗人在道光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三九年辞官南归时所作。这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诗人出京,八月底回到昆山,九月十五日再北上迎取家眷,十二月底再回到昆山,“往返九千里”,历时八个多月,总共写了三百一十五首七言绝句诗,总题为《己亥杂诗》。这一大型组诗,不少篇章是诗人自叙家世出身、仕宦经历,师友交游、生平著述,似乎是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一个小小总结。当然诗中不只是追忆过去,诗人也还热烈地憧憬着未来,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龚自珍的诗歌,相当一部分是揭露和批判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诗人已经感受到日趋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是“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到处都是秋天的衰败景象,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自然不会有春天那样的生机。就在这样危机四伏的时代,“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就像堂内的燕子自以为安乐,不知外面秋天已经来临,就像路旁的乌鸦还贪恋那快落山的太阳,不知天色马上就要黑下来,清统治者仍然沉迷于所谓太平盛世,实际上官场里面是一片污浊黑暗,腐朽不堪了。

  在《咏史》一诗中,诗人即借“咏史”以讽今。这首诗写于道光五年,即公元一八二五年,诗人因母亲去世,辞官回南方居丧守孝,后寄寓江苏的昆山。诗的开头即从东南地区写起。“金粉东南十五洲,万重恩怨属名流。”金粉,是旧时妇女妆饰用的铅粉,常借以表示绮丽奢华。东南十五洲,泛指长江下游一带。名流,指上流社会士大夫一类所谓衣冠人物。这两句是说富庶繁盛的东南地区成了“名流”蝇营狗苟、为各自私利而竞相争斗的场所。下面四句把“名流”及其“万重恩怨”具体化。“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这两句是写官僚。牢盆,是煮盐的工具,借指盐商,盐商当时在东南地区有很大的势力,主管盐政的官员也能攫取相当多的财富。狎客,是权贵豪富所亲近的帮闲清客。操全算,是掌握全部权力的意思。“牢盆狎客操全算”,是说地方上由商人市侩化的官僚垄断一切,操纵—切。团扇,圆形的扇子,又称宫扇,一般是宫女所用。才人,宫内的女官。团扇才人,借指皇帝左右所亲近的人。“团扇才人踞上游”,是说在中央由一帮善于向皇帝讨好献媚的官僚窃踞要职,滥施淫威。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一种残暴的统治局面和苟且的生活风气,“名流”中的文人便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避席,这里是恐惧的意思。古人席地而坐,为了表示尊敬,离坐起来,称为避席。稻梁谋,指谋生,混一碗饭吃。文人被严酷的文化思想统治吓得不敢对社会政治发表看法,即使著书立说,也不过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以上六句描写“名流”,完全反映的是清王朝的现实,只有最后两句才点到“咏史”的题目。“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这里说的是西汉初年田横的故事。据《史记》记载,田横在楚汉相争时,曾自立为齐王,刘邦取得政权后,他与手下的徒众五百余人入海,居于岛上。刘邦几次招他归降,说是回来之后,大者封王,小者封侯,不然将兴兵征讨,尽行杀戮。田横带领两名门下客前往洛阳,走到离洛阳三十里的地方,终于因为不肯屈从刘邦,与两名门下客都自刎而死。岛上的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全部自杀。诗人在这里说田横五百人都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他们当时归降刘邦,难道个个都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他们抗节不屈,坚持原则,有自己的信念,不为利诱,也不为武力所吓倒,这是做得对的。诗人以田横及其五百壮土与当代的“名流”作对比,由“名流”的卑污苟贱,或者没有理想,缺少骨气,对清王朝吏治的腐败与严酷的文化思想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辞句犀利,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龚自珍的阅历愈广,他的愤慨也就愈深。晚年在所作的《己亥杂诗》中,对清王朝进行揭露和批判更为直接、猛烈,《己亥杂诗》的各首诗,既是单独成篇,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写法上富于变化,不拘一格,诗人即兴成吟,往往无所顾忌。前面讲的《咏史》一诗,还假托吟咏历史,而“金粉东南十五洲,万重恩怨属名流”,也还说得较为委婉,像《己亥杂诗》的第八十三首就跟《咏史》诗的格调有些区别了。诗的原文是:“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筹,用竹子做成的计数的工具,这里是计算的意思。缆,系船用的粗绳子,这里指拉船的纤。一缆,等于说一船。艘,大船,这里指运粮的船。河,这里指流经江苏淮安附近的运河。作者在诗末自注:“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淮浦,又名清江浦,在淮安城西。糜,是消耗、浪费的意思。太仓,封建王朝建于京城的粮仓。粟,泛指粮食。邪许,劳动时的呼声,这里指纤夫号子。全诗的大意是:一艘粮船只算用了十个纤夫,细算起来经过运河的无数粮船,又该役使多少纤夫呢?我曾经在京城做过官,享受过太仓里储备的粮食,这些粮食正是成千上万的纤夫拉着粮船从运河上运去的,所以夜里听见纤夫辛劳拉船的痛苦的号子声,心里就非常难过,止不住泪下如雨。诗人把纤夫的劳苦拉船与官僚的耗费太仓粮食作对比,表现了对纤夫的同情与对官僚的谴责。诗人说“我亦曾糜太仓粟”,其实他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官,算得上什么呢?诗中—个“亦”字,明明是指斥整个官僚统治集团,诗人以自责的语气揭露清王朝残民以逞的罪恶。此外,全诗虽然只写劳苦的纤夫,但又使人联想到纤夫所拉的船中的粮食是由劳苦的农民所生产的,是农民的血汗。纤夫的血汗流在船外,农民的血汗流在船中。总而言之,清王朝统治者所穷奢极侈地享用的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切不可浮浅地认为诗人只不过是对运河上的纤夫表示同情。诗人主要是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在清王朝统治下遭受的残酷剥削。奴役这一点,诗人在《已亥杂诗》的第一百二十二首中描写得更为明确。诗人说:“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全诗大意是,我难以议论盐铁生产方面的事,对治理黄河也未能提出具体办法,我身处东南地区,独于对东南地区的现状有许多感慨,使我深感痛心的是这里政府明文规定一亩地交纳三升粮食的赋税,实际上农民交纳的是一斗,赋税太重,农民无以为生,把耕牛都宰杀了,没有耕牛,不再种地,也就无需交纳租税了。“屠牛”胜过“栽禾”,这本来是个挖肉补疮的办法;“民以食为天”,不“栽禾”,农民怎么活得下去呢?这首诗揭露了清王朝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东南江、浙地区农民所受的剥削尤为苛重。联系上面讲的一首诗,千艘粮船沿着运河北上,“太仓粟”已经是满满的了,达官贵人们养得脑满肠肥了,而东南一带的农民则被迫弄到“屠牛”的地步,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诗人“独倚东南涕泪多”,他所痛心的不限于农民,而是包括整个民族,不限于东南,而是包括整个国家。

  诗人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己亥杂诗》中一些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诗篇,在揭露清王朝顽固腐朽集团的妥协投降路线时,更是洋溢着爱国主义感情。如第八十五首描写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倾销鸦片:“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津梁,是渡口桥梁,这里指通商口岸。“津梁条约遍南东”,是说禁止鸦片入口的命令遍于东南各处港口。藏春坞,是北宋时刁约建于润州的住所。苏轼赠刁约的诗有“藏春坞里莺花闹”之句。鸦片的原料是罂粟花的果实,罂粟花又名丽春。诗人因藏春坞关合“罂”字与“春”字,于是用以代表吸食鸦片的地方。“谁遣藏春深坞逢”,紧接上句指出:谁又让鸦片这样的毒品在幽暗探隐的屋子里出现呢?开头这两句说明清政府限制鸦片入口的命令,不过是一纸空文,鸦片的走私活动依然十分猖獗,这里就有殖民主义者与清王朝腐败官僚的互相勾结。诗人用“谁遣”二字,即包含有深刻的用意,“谁”这个疑问代词是实有所指的。下面具体揭露清王朝官僚普遍吸食鸦片的情况。莲幕客,指官府的幕僚。南齐庾杲之进入尚书令王俭的幕府,任长史,有人赞美他“泛绿波,依芙蓉”,后来就称幕府为莲幕,莲花又叫芙蓉。碧纱?,指帐幕。阿芙蓉,即鸦片。诗人由鸦片又名阿芙蓉,联系幕府之称为莲幕,认为官府幕僚都普遍吸食鸦片,他们真不愧是莲幕客了。“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语含讽刺,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外国侵略者的反对禁烟的清王朝腐朽势力。林则徐曾经指出:“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烟者十之八九,皆力所能包庇贩卖之人。”“包庇贩卖之人”,就是同外国侵略者勾结,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林则徐还说“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可见龚自珍诗中所写虽限于“莲幕客”,实际上矛头是指向反对禁烟的清王朝官僚统治集团,反映了诗人主张严禁鸦片、抗击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和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强烈地要求实行变革,他在《已亥杂诗》的第一百二十五首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诗是诗人经过镇江时,正值当地祭祀玉皇和风神、雷神,道士请他撰写向玉皇祷告的“青词”,他于是借题发挥,在诗中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九州生气恃风雷”,是说有风雷激荡才能带来九州大地的一派生机,诗人以自然现象比喻社会现象,指出中国如果要显示出蓬勃气象,具备新鲜的活力,那就必须有一番令人震惊的巨大变动。而现实却是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陷于僵死状态。“万马齐喑究可哀”,像万马都得了哑病似的,听不到一点嘶鸣的声音,更不要说奔腾跳跃了,这实在使人痛心。“究可哀”,就是实在令人可悲的意思。不是要向玉皇祷告吗?诗人便向冥冥上苍发出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我奉劝老天爷还是重新振奋起来,打破常规,让各式各样的人才大量涌现,这样,“万马齐喑”的局面就可以改观了。诗人渴望时代风雷的降临,荡涤沉闷的空气,冲决重重的限制,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改变不合理的官僚制度,首先使人才得到解放,才能给腐朽的中国带来“生气”。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充满着理想的激情,热烈地追求美好的未来。

  《己亥杂诗》的第五首还表现了诗人这种追求的执着态度。诗中说:“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首诗是诗人辞官南归,刚刚离开北京的时候写的。走出京城,马鞭向东一挥,从此远去,便天涯相隔了,眼看黄昏日落的凄黯景象,心中产生了无限的离愁。诗人是愤然离京的,所以用“落花”自比飘零的身世,然而诗人并不消极,所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说自己虽然愤慨而辞官,但还是要为国家社会尽到自己的力量,希望变革早日到来。

  以上我们着重讲了龚自珍的几首诗,当然还不能由此看到龚自珍诗歌的全貌。对于龚自珍诗歌的总的成就和特色,这里概括地补充说明几点:

  第一,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把矛头集中指向统治阶级上层,大胆尖锐,深刻有力,体现出对一切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的感情;

  第二,表达了当时知识界的先进分于对理想的追求,对未来的展望,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但在对新事物的探索中又不时流露出杳茫孤独之感;

  第三,敢于创新,打破旧框框,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连思想方法都跟当时一般人有所不同,艺术构思新颖奇特,异光闪烁,尽文字之美,抒一家之言;

  第四,突破格律形式的限制,如神龙游空,不拘一格,艺术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而语言风格丰富多彩,造句谋篇变化出奇,瑰丽中显得古奥,犀利明快的同时往往又隐晦艰深。

  龚自珍的散文,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即学术论文、政论和一般杂文,以前两类写得最多。但不管哪一类,总的特色都是“讥切时政”。二十三岁时所作的《明良论》,指出专制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揭露官场中的各类恶习,写得直率而激烈,但以后的文章就慢慢转向曲折地表现,不能不言,而又不能畅所欲言,后来谭嗣同称之为“支离闪烁”。在语言运用方面,龚自珍糅合骈文与散文的特点,有时古朴,有时诡异,总的是偏于生僻晦涩,但因内容一般多关涉时事政治,强烈呼吁变革,所以行文气势磅礴,笔力遒劲。龚自珍较为著名的散文有《说张家口》、《说居庸关》、《说昌平州》、《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病梅馆记》以“病梅”象征社会的病态和人才的被摧残扼杀。文章的前一部分叙述造成“病梅”的原因,借以揭露封建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奴役,文章的后一部分叙述对“病梅”的解救治疗,借以表达对个性的自由发展、对天然活泼的生机的强烈要求。(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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