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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史学变革及其空间转换
2021-06-18 02:11  浏览次数:  作者:佚名

  叙事史、古物研究史学复兴

  文艺复兴时代,叙事史和古物研究这两大史学类型再度复兴。描绘“各个民族的事迹”的叙事史代表有15世纪的莱奥纳尔多·布鲁尼、波焦·布拉乔利尼和16世纪的尼科罗·马基雅维利、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这类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往往参照古典史学家李维、萨鲁斯特、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题材上说,他们都关注当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也和古典史学家一样崇尚修辞,这突出表现在其著作中好用一些虚构的演说词。正因如此,我们把这类史学家称为“新古典史学家”。

  还有一些史学家较少关注当代的政治和军事,而是关注遥远的古代,特别是古代的语言、典籍、风俗、制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的历史。他们运用训诂学(philology)的知识考订古史,试图恢复古代历史的风貌。这类历史研究家在当时多被称为“古物学家”(antiquarians),其中的佼佼者是罗伦佐·瓦拉和弗拉维奥·比昂多。瓦拉运用其过人的拉丁语知识考证教会的重要文献《论君士坦丁的馈赠》,向世人指出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而比昂多的《光辉的意大利》和《复兴的罗马》等系统地研究了古罗马的文化遗存。需要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上,这两类历史兴趣有时是重叠的。随着欧洲各国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 这两大史学类型也被仿效。

  “哲学式历史学”流行

  在启蒙运动时期,叙事史呈现出新的面相。叙事史的撰写深受启蒙运动观念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思考的是更为普遍的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这类史学著作浸透着强烈的启蒙政治和社会观念。因此,后人多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书写称为“哲学式历史学”。这种“哲学式历史学”主要分为如下几大类型。

  (一)市民社会史(civil history)。18世纪,“civil”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相对于宗教和教会而言,市民社会史不同于“神圣史”(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宗教史)和“教会史”;另一方面,civil history也是相对于自然史而言,指的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之后的社会演进史;最后,“civil”也意味着文雅和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皮埃特罗·加诺内撰写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市民社会史》(1723年)首开市民社会史的先河,并对孟德斯鸠和吉本等人有直接影响。市民社会史不注重战争和政治,而是关注法律、商业、艺术和工艺等的历史。

  (二)风俗史(history of manners)。“风俗史”的开创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他的《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风俗论》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战争和政治,而是一部比较视野下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史。

  (三)社会史(history of society)。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明确使用了“社会史”这个术语。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罗伯逊相信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式发展。

  上述几种“哲学式历史学”存在一些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性。首先,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或时人所说的“精神”),更接近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史。

  其次,摆脱了神学笼罩下的人类发展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强调自由、理性和商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社会的“阶梯式演进”最清晰地表达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阶段: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他们对人类社会原初状态的描述更多地是凭借想象。由于这种描述缺少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当时一位苏格兰哲学家把这种历史观称为“猜想史”(conjectural history)。尽管如此,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史学家皆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社会和精神的进步,罗伯逊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的历史》的序言中首先阐述的就是“社会进步的观念”。

  最后,在这种“人类社会进步观”的支配下,启蒙思想家强调欧洲社会对非欧洲社会的优越性。罗伯逊在其《美洲史》里强调西班牙人处于高级的商业社会阶段,而美洲土著社会属于原始的游牧阶段,美洲土著社会比西班牙人社会落后、低劣。尽管他批评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野蛮和残酷,也流露出对美洲土著居民的同情,但他认为,美洲土著社会的摧毁,无论多么悲壮,都是美洲土著社会向更高级社会迈进的一个必要阶段。

  兰克学派和其他史学流派兴起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学传统在17、18世纪仍然延续,但这类史学被“哲学式历史学”的光环遮蔽了。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杰出的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等人的重新发掘,古物学传统在西方历史学传统的地位和对后世历史研究的贡献才得到充分的承认。实际上,17、18世纪的古物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突出表现在历史研究技术层面的长足进步,发展并完善了历史研究的一些“辅助学科”,如古文字学、古文书学、钱币学等。古物学家除重视文字证据外,还注重非文字的实物证据,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英国的史学中心分别是巴黎和爱丁堡;在德语世界,其中心是哥廷根,但就史学声望而言,哥廷根显然不及巴黎和爱丁堡。19世纪,欧洲史学革新的中心开始从法国、英国转向德国,这场史学革命的发起者是莱奥波德·冯·兰克。兰克的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的反动。他反对把史学研究屈从于一种哲学史的框架,尤其反感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虚悬式的历史解释,貌似构建了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体系,实则扭曲了历史真相。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真正目标是“如实地呈现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客观的历史真相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有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他强调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兰克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近代欧洲的各主要民族国家。此外,在宣扬欧洲文明史的优越性方面,兰克比哲人史学家走得更远,更具种族色彩。他认为,只有欧洲的历史才是真正重要的历史,而欧洲文明史的创造者只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这两大族群,中欧、东欧和斯拉夫族都被排除在欧洲文明史之外,正是兰克率先明确表达了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兰克的史学研究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其本人执掌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职,其弟子把持了德意志地区重要大学的历史学教席,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兰克学派。在兰克学派的推动下,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一门自主的学科,并且走上了职业化道路,拥有了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兰克学派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德语世界,在其他国家也有追随者。正是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在19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因此,19世纪也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早期,出现了对兰克史学的批评,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雷西特率先提出反对。随后,美国史学家詹姆斯·罗宾逊等人倡导的“新史学”也对兰克史学提出批评,更晚一些时候,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创办了一份新的史学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对兰克史学在法国的大本营巴黎大学发起挑战。二战后,该刊编辑部搬迁至巴黎,最终形成了一个蜚声国际史学界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出现是西方史学的又一次典范转移。“年鉴学派”强调“整体史”,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到今天,历史研究已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研究,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其研究对象。史学研究在方法和观念上更具开放性,向相邻的人文社会科学敞开了胸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成为史学家汲取灵感和养料的学科。尽管当今史学家不再迷信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但兰克对历史真相的优先性原则仍然是史学家应当且必须坚持的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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